在70年代后期，有一本“内部发行”的译著在知识圈中非常流行，那就是威廉·夏伊勒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。当时人们已开始思考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的来龙去脉，反思德国近代史上那场大灾难的学术著作，很自然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“以史为镜”、“以人为镜”的读物。作为一个从事美术工作的人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当然是纳粹时期文化艺术生活的章节。读了之后觉得“意犹未足”，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系统、完整记述这一段艺术史的专著。后来听说在国外这一类书籍确实不少，但译成中文出版的迄付阙如。
1988年秋天，我在柏林（西）参观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回顾展，这是一个集中重现本世纪初至60年代末21个重要展览的展览，德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重大的艺术动向，真是“一览无余”。其中有许多回味无穷的展览，例如“桥社”和“青骑士”展，“柏林达达”展，第二届卡塞尔文献展等等。但最使我震动的却是所谓“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展”和“堕落的艺术”展。这是纳粹掌权后大抓意识形态，扭转德国艺术流向的关键性事件，真是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”。
展览筹办者以德国人对待学术和对待一切工作的精确、认真劲头，忠实再现了1937年这两个展览的一切。从参展作品到展厅布置，一概尽可能恢复当年原貌，唯一办不到的是当年两个展览开幕盛况，主持者皆已作古，有的连尸骨也不知下落。（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希特勒尸体的某些“部件”后来由苏联秘密收藏，那当然是看不到的）只好用巨幅照片代替真人——展厅入口处正面，希特勒和他的亲密战友们，正在步入“大德意志艺术展”的大厅……这两个展览使我对纳粹时期的德国艺术，得到了许多感性认识，老实说，在此之前，我对纳粹时期德国艺术的了解，可以说是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，而中国美术界的同行们绝大部分也是如此。
最使我惊奇的是希特勒的“样板”作品，竟然与斯大林时期大受表彰的苏联美术作品如出一辙！这真是值得思索的文化现象。
赵鑫珊的《希特勒与艺术》是我所仅见的中国人撰写的，有关纳粹时期德国艺术的专著。它使我对纳粹时期德国艺术的片断印象变成联贯的、带有感情色彩的知识，作者从希特勒的童年写起，运用大量历史材料，条分缕析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希特勒和以希特勒为首的“国社党”（有必要写出它的全名：“同家社会主义工人党”）的文艺政策和在艺术领域里采取的“革命行动”。一直写到这种政策的惨重后果。
希特勒曾经希望成为一个画家。他在中学时期的课业成绩，只有绘画一门是“优”，后来他立志研究“博大精深的德国艺术”（希特勒语），19岁时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，因为考试成绩差而未被录取。（入学考试成绩评语是：“绘画成绩不够满意”）希特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认为艺术学院没有录取他“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损失”。有人曾为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历史性错误扼腕叹息，如果他们录取希特勒，也许他不会成为祸害人类的纳粹狂人。
虽然如此，希特勒在艺术上并不是门外汉。他有基本的艺术史知识，有他自己的鉴赏标准，这是一种对“19世纪的古典和浪漫主义的情结”。他在维也纳勤奋作画，这一时期有记录可查的习作在7000件以上，其中有一些临摹新古典主义画家的作品，维也纳的风景写生就有几百幅。直到1920年以前，他在填写表格时总是自称“画家”。
这个梦想成为画家的人，在1933年成为德国的“伟大领袖”。他上台不久，就发动了“文化革命”。（希特勒宣称，纳粹运动是一场大革命，包括政治革命、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。赵鑫珊在他的书里专门加注，说明“文化革命”并非他的杜撰或借用）在先破后立的政策指引下，将6500件现代艺术精品从德国各博物馆、美术馆里清除出来。不光是德国的现代派，塞尚、高更、凡高、马蒂斯、毕加索……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一夜之间统统成为垃圾。因为在希特勒看来，现代派艺术家都是“自由化尝试”的可疑分子，他们的作品都是“有毒的花朵”。
作为对照的是希特勒亲自主持审选作品的“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”，这个一年一度的大展成为德国有史以来最热闹的展览，观众人数总是以万计，后来还曾经达到百万人参观的记录。为庆贺展览的开幕，还举行了群众游行。希特勒发表讲话：新艺术的使命就是要替人民说话，要让人民理解。在艺术家这方面，希特勒的看家手段是高度的组织化。纳粹在“清洗了艺术殿堂”，将黑名单之外的，允许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全部组织到相关的协会里，美术协会的会员从开始时的45000达到后来的10万。首届“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”应征作品15000件，经过评审后展出作品900件。戈培尔称此举为“在艺术王国的一团混乱中德国艺术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”。
不能不承认，希特勒确实喜欢艺术，而且在绘画和建筑方面，他不是完全的外行。正因为如此，德国美术的命运才那样悲惨。而他对美术之外的东西过问的不是那么细，那么具体。
赵鑫珊详细介绍并且分析了希特勒在艺术上的个人好恶，其中颇有发人深省者。例如，他对德国写实主义画家门采尔非常佩服，而对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不以为然；他最崇拜的作曲家是瓦格纳，也喜欢贝多芬、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，最讨厌爵士乐，对门德尔松等犹太裔作曲家，则列入必须清除的黑名单。赵鑫珊从世界观、反犹太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反民主主义等方面追寻了希特勒与瓦格纳之间的精神联系。但在我看来，希特勒个人的艺术好恶对于其他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以个人好恶干涉和决定其他人的生活。重要的是他拥有的无限制的权力。当一个人的权力达到其他人无法限制的程度时，他的一切都将是危险的。即使他对那些杰出的艺术家的崇拜，也可以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。
希特勒把德国艺坛改造成真正的地狱之后，仍然有德国艺术家为他大唱颂歌。唱颂歌的并不仅仅是戈培尔之流，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，乌登堡州艺术科学院院长在祝贺希特勒生日时说：“德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过……”像他这样的无耻绝非孤例。
《希特勒与艺术》不是艺术史，也不是威廉·夏伊勒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那样的专著。赵鑫珊在他的书里注入了浓厚的个人感情，他以个人思绪和感慨串起那一段历史，给读者一唱三叹之感。这当然是这本书的特色，但对于想系统了解纳粹时期德国艺术的读者，却又显得枝蔓过多。
我在德国旅行的时候，有一次得知为我们开车的年轻人是一个攻读哲学的学生，他问我，中国的美术家对哪些德国现代哲学家感兴趣。当我提到海德格尔的时候，他大为惊奇：“他可是个纳粹呀！”确实，我们有时候非常褊狭，有时候又“大度”得过分。
当纳粹覆灭之后，德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对海德格尔，对理查·斯特劳斯，对卡拉扬，大都采取宽恕和谅解态度。但伟大的托斯卡尼尼说：“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，就无权指挥贝多芬的作品！”而爱因斯坦直到临终也不原谅德国知识界的集体罪责，他说：“德国知识分子——作为一个集体来看——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”。
我们缺少托斯卡尼尼和爱因斯坦式的决绝精神。
当然，我们有过鲁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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